因为集权体制加强，一方面，执法官主持的非常审判渐成主流，需要给予更多监督。

此外，交易安全对债权人来说是可控的，债权人在出借前有机会对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以及是否经过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表决进行全面调查，进而理性地作出决定。具体而言，对刑事、民商事、行政三大审判，在思维方式上要分别注意以下几方面。

而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商事审判要有效规制不正当竞争，依法制裁垄断行为，着力维护竞争秩序，促进完善竞争制度，为广大商主体自由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第三，鉴于可推定商主体具备从事商行为的知识和能力，因此法官要更加尊重商主体的选择和判断，尊重商人之间的契约，不可轻易代替商主体作出判断。另一方面，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主管机关的法优于非主管机关的法，这也是法律解释需要遵循的重要规则另一方面，行政审判要充分尊重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特别是要尊重行政机关基于自身业务优势所作出的裁量性判断，不宜以司法裁量直接取代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

大陆法系法院通常区分不同审判庭或审判团队。在宏观层面，裁判思维主要可以分为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类。二是对数字科技及其社会影响进行治理。

这里的多元一是指规则的多元，也就是治理手段的多元，包括法律之治、道德之治、市场之治、科技之治。掌握了算法，就意味着掌握了话语权和规制权。因此，深入开展对数字法理的研究，对于构建数字法学知识体系、支撑数字中国和数字法治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科学技术本身的自主发展是数字安全最根本的保障。

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网络主权曾经是富有争议的话题。

让我们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为例。第二，以人权的力量和权威强化对数字科技开发及其运用的伦理约束和法律规制。2020年7月，欧洲议会发布《欧洲的数字主权》（Digital Sovereignty for Europe）报告，指出技术主权或数字主权概念最近已成为促进欧洲在数字领域的领导地位和战略自主权理念的一种方式。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

以此为蓝本，一些国家（如西班牙）和国际组织（如欧盟委员会）等先后发布了有关数字权利的宣言宪章等。有研究者提出了基于社会基础设施的权力发生机制的概念。坚持以权利为本位，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数字权利特别是数字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拿数字权利作交易、以牺牲数字人权为代价。四是数字平台算法与社会的强互动/深度介入视角。

我国学者胡凌对此从评分社会的视角进行了分析，指出无论是商业力量还是国家机构，评分都代表了一种新型权力机制，这种机制和数据、算法紧密结合在一起，对数字时代社会主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并深刻论述了数字文明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等概念和命题，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数字文明提供了理论向导。

在当今时代，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日益紧密，科学伦理和技术伦理因此统称为科技伦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我国数字安全领域的几部重要法律均明确规定了统筹安全和发展的立法目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在工业时代，人类的活动空间从陆地拓展到了海洋和天空，国家主权的范围也随之延伸扩展至领海和领空。《数字安全法》的立法目的为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明确体现了确保安全和发展的双重目标。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2021年2月7日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针对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利用数据、算法等达成横向垄断协议、纵向垄断协议和轴辐协议等情况，以及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利用算法排除、限制竞争等情况作出了相关规定。据不完全统计，不同国家、地区、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已超过40项。

可以说，数字平台既是经济发展的新平台，也是社会组织的新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我国学者高薇认为，网络平台对人们非常重要，对一个人的社会存在必不可少。正如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阶段。

积极学习和普及人工智能伦理知识，客观认识伦理问题，不低估不夸大伦理风险。我国学者胡凌指出，早期互联网研究者从追问赛博空间的本性出发，看到造成互联网繁荣和个人自由的架构设计及其演变。

2019年3月，我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张凌寒认为：网络平台时常自辩自己处于技术中立的地位，无法承受‘海量数据处理之重。数字平台市场中往往容易出现一个或少数几个平台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近期，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信息的公告》，在算法治理上迈出坚实步伐。

平台企业可以利用从现有服务中获得的数据和用户群体，以更高质量的产品便利地进入邻近市场。研究者们针对算法治理问题提出和论述了算法规制的谱系、场景化的规制方式、穿透式的监管措施、结构化的问责机制、包含技术标准的软法治理体系等。

以此形成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相结合，政府政策倡导与科学监管、社会深度监督、公民依法维权、企业有效自治相辅相成的算法治理新格局，构建以良法善治为价值基础，统筹自由和秩序、安全和发展、权利和义务、主权和人权、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数字中国和数字世界的包容性数字社会秩序。2020年7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将数字人权作为一个新词，准予向社会发布试用。

数字科技是第一创造力，数字向善是第一价值观。正如周尚君等学者所指出的，数字正义，即如何以正义原则引导新兴数字技术对社会、法律与伦理进行重塑，以及如何为算法自动化决策划定正当边界。

人们在享受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算法程序等数字科技带来的个性解放、生活便利、经济增长、民主进步、文化多元、社会安全等福祉时，也面临因个人数据被过度采集和不当使用而招致的隐私泄露、不平等对待（歧视）、被非法监视等风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确认的一条基本原则。从对数字法理的这一科学认知出发，立足数字科技发展和数字法治建设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参考国内外文献，提炼出数字本原、数字正义、数字人权、数字主权、数字平台、数字向善、数字安全、数字治理、数字文明、数字中国等数字法理的基础概念及围绕其展开的理论命题，诸如：代码即法律，算法即规则。培育数字生活新应用新场景，提高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庭建设应用水平，深化数字应用适老化改造，加快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

特别是数字科技日新月异、算法泛在日益深入，而数字治理的观念、制度、体制相对滞后，数字治理越来越成为数字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突破口。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v onderLeyen）表示，技术主权（Tech Sovereignty）这个概念描述了欧洲必须具有的能力，即必须能够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并遵循自己的规则来作出自己的选择。

2016年12月，27名德国专家发表《欧盟数字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Digital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这些重要原则为内涵的数字治理无疑已成为一个崭新概念。

同年9月2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利用三年左右时间，逐步建立治理机制健全、监管体系完善、算法生态规范的算法安全综合治理格局的主要目标，并确立了坚持正确导向、依法治理、风险防控、权益保障、技术创新等五项基本原则。把握数字技术的内在规律和外溢效应是数字法治的基本前提，也是数字法理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